释放学校发展的精神力量 | 局长论坛

2019-05-30

民小编说


在办学条件日趋标准化、均衡化的今天,学校发展的决定因素越来越依赖于人的精神力量,依赖于文化的力量。江苏省常州市教育局在16年前就提出了“主动发展”的概念,他们通过各种举措促进学校由“知识再生产型”组织转变为“文化学习型组织”。


经过多年的倡导和推进,常州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的“主动发展”取得怎样的成果呢?这一概念的内涵又得到了怎样的丰富和深化?一起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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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江苏常州基础教育面临从外延扩展向内涵提升的转型任务。而要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式存在局限。这种局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自上而下、大规模、集体性的改革行为为主,缺乏学校内生式的改革;二是以办学条件的完善、教学方法的探索、新课程实验等单项改革推进为主,缺少以学校为整体变革单位的系统性和深层次变革。这种发展方式使基础教育缺乏活力,内在品质难以提升。


同时我们还发现,教育行政职能和管理方式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需要。比如,教育行政对学校管得过多、过死,在管理内容方面事务性管理较多,对学校发展的引导和服务意识不强,能力不足,出现“逆专业化”现象。


面对上述问题,常州市教育局2003年就提出“主动发展”概念,并通过各种举措促进学校“主动发展”。经过多年的倡导和推进,“主动发展”已经越来越成为常州教育家喻户晓的主题词,与此同时,“主动发展”的内涵也日渐丰富,并不断深化。

 

01

作为一种发展理念,“主动发展”旨在唤醒发展意识、回归主体精神、勃发文化力量


“主动发展”主要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对于学校来说,在办学条件日趋标准化、均衡化的今天,学校发展的决定因素越来越依赖于人的精神力量,依赖于文化的力量。倡导“主动发展”,意在唤醒发展意识、回归主体精神、勃发文化力量。


唤醒发展意识。意识是人的重要精神能量,人们常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表明,人的意识蕴含着巨大能量。人的意识有待于唤醒,而唤醒就是一种发展,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的,“发展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唤醒的过程,一个激发社会大多数成员创造性力量的过程,一个释放社会大多数成员个体作用的过程,而不是被看成是一个由规划者和学者从外部解决问题的过程”。 我们倡导学校“主动发展”,其重要意图就是唤醒学校和师生的发展意识。学校有了发展意识,就会积极谋划自身发展策略和方法,就会不失时机地捕捉各种发展机遇,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想方设法开掘和积聚各种变革力量来促进学校发展。


回归主体精神。学校是最基本的办学单位,本应该是学校发展的主体,师生本应该是学校发展的主人。倡导“主动发展”,把发展的权利和责任还给学校、还给师生,就是要激发学校和师生的主体精神。有了主体精神,学校就会把发展看作是自己的事,就会有变革的勇气和胆略,就不会消极适应社会变革,被动执行管理部门的要求。有了这种主体精神,教师就不会消极、被动地应对教育变革,就会重新审视自己与教育、与学生成长、与学校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就会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和教育理想,进而主动承担起变革的责任,积极地参与变革,领导变革;就会勃发出巨大的创造激情和创造活力。有了这种主体精神,学生就会充满阳光和朝气,就会主动学习、主动发展,进而形成素质教育所提倡的主体性人格。


勃发文化力量。学校不是工具性存在,而是文化性存在。学校具有优秀的文化,才能有效吸纳和内化外在的改革要求;才能盘活内部资源,调动师生的办学积极性和主动性,集聚和放大“草根”的力量。对于学校来说,“主动发展”的空间主要不在硬件改造上,而在文化建设上。因为在现有环境下,办学条件改善很大程度上不是学校自己能说了算,而学校文化建设恰恰是学校自己的事。在这个意义上说,“主动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文化建设的过程。“主动发展”要求学校由“知识再生产型”组织转变为新型的以“共享愿景、团体学习、不断自我超越以适应复杂生存环境”为基本特征的“文化学习型”组织。

 

02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主动发展”较多表现为牵引式、整体性和过程性思维


思维方式决定着思维的方向、形式和框架,进而决定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加拿大教育家迈克尔·富兰认为:“我们需要一张不同的处方,以便抓住问题的核心,或者说到达另一个山头。一句话,我们对教育变革需要有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学校“主动发展”在思维方式上比较多地表现为牵引式思维、整体性思维和过程性思维。


牵引式思维。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有人认为,在人类走过了农业社会——适应式思维、工业社会——推进式思维,进入信息社会之后,就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牵引式思维。牵引式思维,就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思维,通俗地讲,就是用“未来”引领“现在”的思维,即以目标为基点,用远景来确定现实的目标,然后在完成了的基础上逐步扩大目标层次,直到最终目标完全实现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正是“主动发展”的诉求。倡导“主动发展”,就是要求学校积极规划“未来”,并用“未来”引领“现在”的发展。“主动发展”的学校坚信,“未来不是等着我们去的地方,而是我们创造的地方”。


过程性思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道:“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过程性思维不同于只注重事物运动结果的结果性思维,它注重事物的过程价值,认为“过程即实在”。在这种思维方式的观照下,我们把制定和实施学校发展规划作为促进学校“主动发展”的重要载体,并强调要发挥规划的过程价值。


如我们把规划制定当作对学校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分析和诊断的过程;当作重塑、丰富和提升理念的过程;当作学校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培训过程;当作重心下移、变革学校管理的过程。总之,我们反对把制定规划的目的只当作形成一个漂亮文本的结果性思维,而是要彰显规划形成的多方面的过程价值。正如迈克·富兰所言,“成功的关键在于绘制新地图这种创造性活动”,而不在于地图本身。


整体性思维。整体性思维,指的是从普遍联系的视角来认识事物,把事物看作是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学校“主动发展”,要求学校从单向思维向整体性思维转变。过去,教育变革很少从学校工作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出发,往往侧重某一方面,使变革呈现出单一、零碎的状态。现在,我们把学校作为改革的基本单位,突出学校层面的变革,强调以学校为整体单位进行改革设计和推进,其重要举措是制定学校“主动发展”规划,因为规划本身就是整体思维的方式和产物。


03

作为一种发展方式,“主动发展”倾向于内生式发展、综合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主动发展”在发展方式上隐含着这样一些转型的诉求,即从外控式发展转向内生式发展,从单一性发展转向综合性发展,从立足眼前的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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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控式发展转向内生式发展。“主动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学校内部,强调学校具有办学自主权,学校可以基于自身情况确立自己的教育哲学、制定自己的办学目标和发展策略,并在此过程中把握和创造一切可能的机会,盘活和利用一切可能的资源,创造性实施学校发展方案。如此,学校发展主要是内生式的,其结果必然呈现出个性化的趋势,必然呈现出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局面。“主动发展”倡导通过建设优秀的学校文化、创新学校管理、打造优质课程等途径来发展学校,这种发展方式也体现了内涵发展的诉求。


从单一性发展转向综合性发展。在推进学校“主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把制定发展规划作为重要载体和抓手,而要制定发展规划就必须学会运用系统学的“整体原理”,从整体出发进行系统思考、科学规划、顶层设计和整体推进,甚至进行必要的体系建构,避免和防止“碎片化”现象。学校发展本来是由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所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而在现实中,教育改革总是停留在局部或单项工作的突破上,常常出现“立足一点不及其余”和“单打独斗”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单项思维和割裂思维使然,另一方面是学校缺少对自己工作的主动谋划,一味地应对外在改革指令的结果。


从立足眼前的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学校“主动发展”要求学校面向未来制定发展愿景和目标,从时间维度上追求的是一种长远的发展;要求学校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包括自我评价与分析能力、科学规划与实践创新能力、资源优化配置与内部挖潜能力等,这种能力的增强,其结果必然是“自我造血”功能的增强;要求学校通过文化建设和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和平等、民主的人际关系,激发学校师生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师生提升自我发展能力。这种内涵式发展的结果,必然有助于学校可持续发展。

 

04

作为一项重大改革举措,“主动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


从行政部门推进的角度,学校“主动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这项工程可总结为以发展规划为重要载体,以创意设计为辅助手段,以能力建设为重要依托,以教育科研为重要支撑,以转变行政职能为重要保障等。


以制定和实施发展规划为载体。学校“主动发展”首先表现为学校主动规划和决策自己的未来。我们通过制定和实施学校发展规划,增强学校发展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激发学校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我市各中小学制定规划一般以3年为一个周期,目前大部分中小学正在进入第五轮学校发展规划中期评估阶段。我们强调“以连贯一致且含深层意义的变革计划来替代那些表面化且相互脱节的变革循环”。同时,我们强调发展规划必须体现“主动发展”特质,体现前瞻性、创造性,尽可能发挥规划研制和实施的过程价值。


以转变行政职能为重要保障。学校能否“主动发展”,关键在于教育行政部门能否转变行政职能,营造良好的学校发展环境。为提升教育行政部门的服务职能,我们早在2004年就颁发了《关于印发〈常州市教育局行政主动服务学校发展的意见〉的通知》,要求教育行政人员强化服务意识,减轻基层学校负担,转变行政职能。比如,我们将原来对学校工作的分条块检查,合并为一项综合检查,以减轻对学校日常工作的干预。


同时,我们出台了《常州市教育局(市委教育工委)工作规程》,从领导职责、决策机制、依法行政、会议制度、作风纪律等方面对行政人员给出明确规定,进一步明晰了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的各自职能和职责,理顺了政校关系。目前,我市正在探索和推行校长职级制改革,以推进校长专业化发展,努力实现从行政治校向教育家治校的转变。


以提升发展能力为重要依托。学校“主动发展”与学校能力提升是同期互动的关系。学校有了“主动发展”的意识和行为会有助于学校能力的提升,而校长和教师能力的提升又是促进学校“主动发展”的必要条件。近年来,常州市着力提升校长和教师素质,在倡导 “成事”与“成人”统一、把教师发展作为学校规划和工作的重要方面的同时,市局层面积极搭建校长和教师发展平台。


在启动学校“主动发展”工程之初,我们委托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分别举办了现代学校制度校长和教育行政人员高级研修班,丰富校长和教育行政人员学校变革理论和现代学校管理知识。与此同时,我们在市局层面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教师“主动发展”,提升教师能力。如根据教师成长规律,实施“教坛新秀、教学能手、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后备人才”依次递进的五级台阶培养计划。


这种“教师成长阶梯”使每一发展阶段的教师都有专业提高的奋斗目标,克服了职称评定终身制引起的职业倦怠问题。目前,我们在“五级梯队”和“名师工作室”建设的基础上启动了名校长、名教师和名班主任——“三名”培养工程,进一步加大师资队伍培养力度。


以强化教育科研为重要支撑。学校如何“主动发展”?需要科研引领和支撑。为此,我市积极与高校等科研院所合作,引进科研项目。比如,我们引进了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领衔的“新基础教育”研究项目。该项目涉及学校整体变革研究,对我市促进学校“主动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015年,“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推广会——全国‘新基础教育’研究成果推介会”在我市召开。此外,我市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委托合作机构参与学校发展规划论证和评估,以提高规划论证和评估工作的专业性和公正性。2014年底,我市与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在学校课程建设、教育管理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我们把“设计”的理念引入教育改革,每两年举办一次“学校发展创意项目设计与评比”活动,形成近百个优秀发展项目。开展创意项目设计,为学校改革创新找到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科研的新途径、新方法。


目前,“主动发展”在我市已深入人心,已经成为我市教育系统的流行语,成为我市广大学校和教师的自觉意识,也成为我市教育发展的亮点和特色。今后,我们将加强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不断丰富和提升“主动发展”的内涵,构建具有常州教育特点的话语体系,形成持续有效的推进机制和策略,打造常州教育发展的“活力学校”品牌。


文章来源 | 人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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