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节!不同年龄段的师生,这样向青春致敬!

2019-05-04


4月30日,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今年,新中国走过70年,历经风雨,走向辉煌,这是一代代中国人不懈努力奋斗的结果,是一批批青年为梦想奋斗的结果。


今天,中国教育报推出青年节特别报道,分别约请70年来各个年代的师生代表,讲述自己为梦想奋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青春故事,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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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后黄玉峰

投身教育,一往情深


1967年初冬,天气已经很冷了。我乘坐长途汽车,来到松江天马山下。那天北风很紧,我缩着头,沿着一条小河,到松江天马公社报到。一个将近六十岁的老人,戴着老花眼镜,从破碎的窗户里探出头来,问我姓名,让我填了表格。我的教师生涯就此开始了。


我被分到一个叫徐庄的教学点。那里只有一幢房子,原来是一个富农的住宅。我不但教初中而且教小学,不但教语文,还要教数学、英语,甚至还教音乐,这样的学校有一个名字,叫戴帽子中学。楼下是教室,楼上是宿舍,办公室。现在回忆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没有人指导,我一到就成了“教学骨干”,没有参考书,没有参考资料,反而逼着我寻寻觅觅,自己“专研”,自己“创造”。


一个月后,我第一次回上海市区。那次,我是步行回家的。从天马到我家大约有七十公里,我下午两点出发,到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一个投身教育的青年,一面走一面暗自下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教育事业!


多年的教学,让我深感教材的浅薄。于是我便自编教材,在课堂上讲起了当时视为禁区的“美学”。


1986年,我从松江二中调到上海复旦附中,便大刀阔斧地开始了语文教学的改革实践。提出了“大语文”观点。先是带领同学们增加课外阅读,在课堂上进行研讨,即今天所谓整本书阅读,还请了上海乃至北京各大学的教授学者,对学生在阅读后写的“论文”进行评审指导。同时利用假期带领学生到全国各地游学。为了把研学与游学的成果积累下来,我们办了班刊《读书做人》。一学年出四期。学生的语文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语文成绩大步提高。


1991年,我写了一篇题为 “还我朗朗书声”的文章,指出语文教学的弊端是缺少积累和过多的莫名其妙的分析。复旦大学校训第一个词就是“博学”,没有积累,没有广博的学习,是不可能学好语文的。


2008年,我在复旦大学做了一个报告“人是怎么不见的”,进一步提出了“人”的教育,引起了了社会普遍关注。


65岁退休后,我仍然站在语文教学的第一线,上课,批作业,教书法,研学,文化行走……。2015年,在我七十岁时,有关方面要我出任“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我接受了这个重任。以 “把人生教育写在五浦汇的旗帜上”一文开篇,开始了我的校长的生涯。


第二年,我又提出了“人生教育,君子养成”的口号。明确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君子。


经过三年多教学教育实践,去年,我制定了完整的“治校方略”:一本二翼三和五教。即: “人生教育君子养成”为本; “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为两翼;三和,“家校社会和合”;五教,“诗教、礼教、乐教、科教、家教”。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好评。


我认为,青春不是以年龄来划分的,而是以心态来划分的。如今,我还在践行53年前行走在回家路上立下的宏愿,向着自己既定的人生目标前行。


作者系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复旦附中特级教师)

 


50后王长仁

奋斗的青春光芒闪耀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习总书记的这句话,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更容易产生强烈共鸣,内心的感触也更多。


我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前一年,成长在革命烈士方志敏的家乡弋阳县农村。打小我就知道,要想过上好的生活,唯有打拼和奋斗,怨天尤人只会越来越苦。在那样的环境下,读书成为我最渴望的事情。虽然我不能像家庭稍好的同龄人一样背着书包去上学,但我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农忙休闲时,我就跟着村里会计在地上用石子练习写字。


母亲是个文盲,但她知道读书的重要,不久后我终于走进了学堂。当时那只能是名誉上的读书,早上很早起来要帮队里放牛、帮母亲打柴,下午放学不是帮母亲干农活就是到田间地头掏猪菜、割猪草……正是因为条件艰苦,才让我对读书有了更加迫切的渴望。后来我进入弋阳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对母亲来说算是“祖坟冒烟”了。而我从中领悟到的是,青春确实是拿来奋斗的,唯有奋斗的青春才会释放出光芒。


我上的共产主义大学属于半工半读的模式,除了专业课程的学习,还要种田种地来维持学习生活。但我依然没有消减对读书学习的热情。当时除了课本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的课外图书,要是能有一本课外图书简直成了我梦寐以求的事情。记得那年《闪闪的红星》这本书籍刚刚出来,刚好同学手里有一本,借到这本书我是废寝忘食地阅读,即使是在耕完田人处于非常劳累的情况下,我仍躺在草垛上细细地品味。


毕业后,我被留弋阳共大任教,开启了我延续至今的教育事业。在改革开放的萌芽时期,国家经济在慢慢好转,但是在我们这个偏远乡村还是依然艰苦。那时候在弋阳共大教书,每个月拿着18块钱的工资已经很满足了,但是教学任务和劳动分工还是很重的,我一个人要上一个班所有的学科课程,而且有几门课都是我自己没有学习过的。我没上过高中,学校却让我教高中数学,我只有每天晚上自己先学习备课到很晚,第二天把自己学会的数学教给自己的学生。当时除了教学任务之外,我们班还有五十亩田的劳作任务分工,从耕种到收割全由我和班上四五十个学生包干。除了教学和劳作任务,我还担任了学校的宣传工作,出黑板报、写宣传语全由我来干。努力、奋斗,让我的青春多次散发出灿烂的光芒。后来我担任了弋阳共大的校长,再后来,我当上了弋阳县教育局局长。


几年前,我从从事了四十多年的教育岗位上退了下来。从组织层面来说,退休了就是让我们安度晚年了。但是从我内心来说,在我身体还吃得消的时候,还是想让青春在工作中得到延续。近年来,国家开始史无前例的重视起职业教育的发展,弋阳职高也开启了职教改革之路,政府开始与企业合作,开创了“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教学模式。这时,弋阳职高校长找到我,邀请我这个老职教到职高担任执行校长。当时我很感动,庆幸自己又可重回教育一线,为国家培养更多急需的职业技术人才。


一路走来,奋斗已深入到我的骨髓,浸透到我的血液,现在,我只想在职业教育的岗位上,撒尽我毕生剩余的青春光芒。


作者系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职业高级中学执行校长)



60后杨瑞清

以陶为师四十年


1979年,我在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参加了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活动。那是我步入青年时代第一次正式过青年节。从那以后到今天,整整40年了,我一直走在行知路上。


1981年,我特意选择五月四号,鼓起勇气,把《关于创办行知小学的志愿书》递交给了学校领导和各班班长,我希望能征集一批志同道合的志愿兵,毕业后到艰苦的地方去自己办一所学校。虽然有人鼓励,有人怀疑,虽然那些想法有些不切实际,但是我以陶为师,改变农村教育落后面貌的愿望是真诚的。最终,我在进城和回乡之间选择了回乡,来到偏僻的江浦县五里村小学任教。


五里小学是一所村完小,一个年级一个班,附属一个学前班。我包班教一年级,这个班后来被教育局确认为“行知实验班”。我住在用芦席隔出的半间小屋里,用一只小煤炉自己料理生活。我那时还不会骑自行车,每到星期天,就步行8、9里路,到集市上一周买一次菜。我总觉得没有找到陶行知先生当年住牛棚办晓庄那样的地方,嫌这里不够苦,不够偏。我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青春不能没有理想支撑,事业不能没有激情相伴。


非常感激五里村农民,他们在还很穷的时候,居然在村书记的带领下,集资为学校异地新建,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凳的“一无两有”的初等教育办学标准,我们一下子就超出了很多,学前班也发展成为完整的幼儿园。县教育局也非常支持我们开展行知教育实验,于1985年1月10日,将五里小学更名为行知小学,附属的行知幼儿园也同步命名。当年9月,我开始担任行知小学校长。


当时,农村办学条件很难,物质条件差,留不住老师,但我想,再难再苦,和陶行知先生那个年代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在坚守的过程中,理想的种子真正扎了根。


我学会了成长。我在躬于实践,勤于读书,善于交友,乐于动笔上下工夫,不断探寻生命的意义。我知道,选择一辈子当乡村教师,升不了官、发不了财、出不了名,甚至不一定能当名师,但我坚信,立志做大国良师,也能创造崇高的生命价值。


我学会了联合。推行村校联合,整合乡土资源,努力让农民的孩子享受注重生活体验的优质教育;推行城乡联合,1995年创办行知基地,累计接待了40多万城市学生来基地体验乡村生活;推行国际联合,2004年设立对外交流中心,累计接待了1万多名境外师生来此学习中国文化。


我学会了赏识。既欣赏盛开的鲜花,又善待迟开的花苞,努力促进每个学生自信舒展,幸福成长。


几十年如一日,我和同事们抓普九,促扫盲,实施素质教育,推进课程改革,建设农村教育现代化,推进教育国际化,学校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当年占地9亩的村办小学,发展成为占地300亩,集幼儿园、小学、初中、基地于一体的教育集团。


习近平总书记在倡导做“四有”好老师的重要讲话中,三次引用陶行知先生名言,让我备受鼓舞。我将继续以陶为师,把辛苦当幸福,把疲惫当陶醉,把奋斗当享受,努力为建设教育强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集团校长)


70后袁卫星

青春在哪里都能闪亮


我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成长起来的一代。作为三道杠的学生干部,我带领同学学雷锋做好事,义务植树种蓖麻,守护生产队打谷场等的“先进事迹”上过几次《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报》。虽然本子上贴满黄蓉、郭靖、山口百惠等明星的照片,但作文中写到最多的人物还是张海迪姐姐,开头一句话常常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时,“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最大的理想。


上中学时,体内的文艺细胞开始活跃。那时的歌曲很励志、很向上,“太阳太阳象一把金梭,月亮月亮象一把银梭,交给你也交给我,看谁织出最美的生活”“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啊,亲爱的朋友们,创造这奇迹要靠谁?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这些乐观向上的歌曲告诉我,青春是应该用来奋斗的。


其实,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做个军人。这不仅是因为我父亲是军人,更重要的是,那一套绿军衣、绿军帽在我拍人生第一张照片的时候武装过我。从初中开始,我有作品在报刊上发表,拿到稿费对于贫寒的家庭来说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这时候我便有了人生的第二志愿:当不了军人就当作家。后来高中毕业,我进了师范,用父亲的话说:“现在可以吃安稳饭了。”


然而,九十年代毕业刚工作那会,刚好遇上“脑体倒挂”(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煮茶叶蛋的),拿着微薄的教师工资,我有一种“迷不知吾所如”的感觉。恰在这个时候,一位裤管挽得高高的农民,给了我睿者的指引。那是一个细雨的午后,这位农民父亲打着土布的雨伞来找他的孩子。这是一堂寻常的语文课,课开始仅有五分钟。我说:“若有什么急事,你把孩子叫走吧。”那位父亲连连摇头:“这怎么可以?这可是语文课!让他听完这堂课我再带他走。”于是,这堂课有了一位特殊的听众——一位打着土布雨伞站在教室外边滴雨檐下的父亲。于是,这堂课我上得特别投入,就像一位高超的琴师,在50多名学生的心弦上拨弄了一曲……我一辈子都得感谢这位农民父亲,他用教室外面滴雨檐下守候的身影告诉我,青春是在哪里都能闪亮的。


从此,我踏进课堂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堂课是我也是学生乃至学生家长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我和我的学生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应当为这堂课的平庸苍白而惭愧,也不应当为这堂课的碌碌无为而悔恨。从此,我尘封起我的作家梦,把人生航向修正为:做一个特立而不独行的学者型语文教师,记住每一个学生,并让每一个学生乃至学生家长记住。从此,教坛新秀、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名教师、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我走上了教师专业发展的成长之路,无悔于我的青春。


作者系深圳市新安中学(集团)第一实验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


80后徐川

与国家需求同频共振


真正开始思考未来,是在大学毕业后。那年的暑假,在青岛找了一家英语培训学校,人生第一次做教师,一共20天。也就是这个20天,让我试探出自己的未来。我发现自己应该就是适合做老师,因为我享受这20天的教学时间,因为离别的时候孩子们围着不让我走。


2005年,我到了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读研期间,当老师的信念更加坚定。在学业之余,我去新东方做兼职教师,有了更加充裕的机会登上讲台,跟几百个学生朝夕相处。每一次的教学过程都让我激动不已,觉得自己的价值就体现在课堂里,自己的未来就是在讲台上。


我对自己说,我的未来职业,就应该是一名教师。


2008年硕士毕业的时候,我不像本科时盲目寻找,我的简历大都投到了高校。进入高校后,我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未来,就是做一名思政教师,做一名以学生为中心的“陪伴者”。


从2008年开始,我先做辅导员。当时很多人认为辅导员不是教师,因为没有教案没有教材也没有课堂。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我们有课堂有讲台也有教学任务,我当时给自己定的第一个小目标,就是把自己的月讲评变成南航最受欢迎的月讲评。每个月我都根据同学的需要选定一个主题,每次月讲评大概10分钟左右讲事务性工作,后面就开始讲专题,比如演讲与口才、国际视野、英语学习、传统文化等等,既能满足同学需要,也是对其他课程的补充,既保证内容扎实,又追求生动有趣。坚持了三四期就开始名声鹊起,陆陆续续有其它学院的学生问能不能来旁听月讲评。


这条路走通之后,我又开始给学生上思修课,从2008年到2012年间,我的思修课测评都是优秀,在全校一直位列前5%。十年间,从辅导员、学生处处长助理、校团委副书记、学院党委副书记再到学院书记,虽然岗位有变动,但是上课一直在坚持。后来白天没有时间上,就晚上开选修课。2012年讲《中国传统文化概论》,选课系统开放3秒钟听课名额就没有了,那时候课堂上第一排的学生往往都是没抢到名额不拿学分的学生。我从2008年就开始讲传统文化。当时传统文化不热,何况还是辅导员在工科院校讲,所以也有些人不理解。但是我有个朴素的信念,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归宿和根系所在,不管走多远,早晚要回来。所以我很早就在准备素材,就在尝试讲课,一直到我自己积累了一本传统文化的通俗读本。


十年间我选择了很多主题,讲了很多课程,积累了很多素材。那时候没有这么多人关注我,但是我一点都不着急。我就像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埋下一颗又一颗的种子,每一次都满心欢喜,因为我知道总有一些种子可以开花结果,总会有风和阳光会滋润这片田地。2015年开始,微信公众号同步发力,所有学生的咨询都能在48小时内回复,慢慢积累了20多万粉丝,也产生了《青年节里谈中国》《再见,团中央》《顶天立地谈信仰》《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等有影响的文章。从2016年开始,我又开始转型,按照“实践总结经验,经验凝练方法,方法升华理论”的逻辑做研究,陆续发表了50余篇思政文章,也作为第一完成人和团队获得了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其实不管在哪个岗位,别人对你的认识和界定往往取决于你自身。如果你认为你是思政教师,你能教课,能讲专业,在研究思政教育,那你就是思政教师。反之亦然。


关于未来,我自己有两个坚守。一是坚持做陪伴者。坚持48小时学生咨询回应的承诺,做好青春的同路人。我们还成立了“川流不息”爱心公益基金,捐出35万元救助身患重病的大学生。二是坚持做团队。独行快,众行远,个人英雄主义不适合思政教育,要把“我”变成“我们”。2018年我和团队的作品《顶天立地谈信仰》出版,一年时间重印12次,销售12万册,创造了青年人写党课读物的记录,获得了全国优秀通俗理论读物。这激励着我们寻找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通俗化上下功夫,为青年、为时代贡献更多更好的作品。


回顾我的成长经历,我很幸运,在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更幸运的是,我选择的前进方向,与国家和民族的需求能够同频共振。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给青年一些启发: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不会干涸,一个人的命运只有和国家、民族的未来紧密相连,才会奏响最激越澎湃的青春之歌。


二十年青春,选择很多,也很快乐。


作者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


90后丁蓉蓉

科技兴农,青春无悔


我叫丁蓉蓉,1994年出生,毕业于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参加中国第四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得了国家金奖和最佳带动就业奖,项目名称是“90后的女孩有点田”。这个“田”字不仅有着收获的甜美,也包含着这几年创业的艰辛和苦辣。


大学期间,在家庭的影响下,我接触了农业,并热爱上这个行业。当然,热爱不代表成功,成功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付出。我经历了创业初期的酸、甜、苦、辣,经历了洒下了汗水却不见成果的煎熬。


2014年,刚创业的第一年,我既没有资金,也无任何经验,就连人员都很难招聘到,可以说是“三无”创业。我东拼西借,从十几位亲戚朋友那里凑了十万元启动资金,开始了当时国内尚未多见的冰草研发和种植。


冰草是当时刚从南非引进的农产品,如果用他们的种子,成本非常高,种出的冰草根本无法保本,更谈不上利润。如果自己研发,需要时间、经费、研发人员,条件根本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我大胆地开始了研发加种植的尝试。第一年没经验,靠引进的种子成本高,市场也没什么销路,一年下来,算算账,不仅没挣钱,还亏了几万元。第二年,我们自己研发,一年365天,几乎以大棚为家,吃住在大棚,研发在大棚,试验在大棚,种植在大棚。当种子研发成功开始种植后,到了雨季,遇上水灾,种植的冰草大部分被淹,几乎颗粒无收,当时几乎都有放弃的想法。


但人往往就是这样,就是在你绝望时,如果你放弃,那就一点希望都没有,如果你坚持下去,也许就有生存的希望。接下来,我查找原因,不断总结,不断摸索。到了第三年,我们做好各种预案,慢慢有了成果,当年不仅不亏,还略有微利。到了第四年,也就是2017年,经过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战,慢慢种出了属于我们自己研发的冰草产品,并开始试种市场需要的冰糖西瓜、千禧果(小西红柿)等有机瓜果。这一年,我们种植的农产品,仅冰草就达37.5万斤,加之千禧果、西瓜等15万斤,销售额达177万元,扣除各种成本和费用,有近50万元的利润。我们的产品也逐步得到客户的认可和青睐。目前,冰草的销售已覆盖除淮安本市外的南京、连云港等八个城市,下一步准备进入上海、浙江等地的大城市。


几年的农业创业之路,让我体会到其中的艰辛,也让我了解到科技兴农的重要性。当前,广大消费者对无公害、有机农产品的渴望非常强烈,需要我们这些年轻一代踏踏实实去做,让农村有看头,农业有奔头,农民有盼头。


这四年仅仅是我人生事业的起步阶段,未来的路还很长,在农业这条漫长的征程上,还会遇到各种困难,也会碰到各种曲折,各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随时会影响我们的发展。另外,让更多地人认识到无公害、有机农产品的好处,也需要一个长期的坚持、宣传和认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付出肯定要比常人多才行。我相信,有政府的支持,有专家对我们技术指导,我们种出的有机、无公害的农产品,一定会得到大众的认可!


(作者系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


00后陈开

诗词梦中坚守中国文化


小的时候,母亲在送我上学时,总会在摩托车上教我背一首李清照的词。“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西风吹了一路又一路,黄花黄了一年又一年。得了小红花也好,得了大红叉也罢;落选中队长也好,当选大队长也罢;无论何种境遇,那时的我已经爱上了去读一读诗词,读完后再开始做头疼的“鸡兔同笼”数学题。


我上小学和初中时,社会上还没有国学热。被长辈问及理想时,当我说出做“诗人”,总会招来一些批评和指责。然而,我最大的幸运就是拥有父母的尊重和支持,让我能够顶着各种外界的压力,选择了自己喜欢的道路,继续做我的诗词梦。


几年前,我的爱好还是孤独的。问何人会解连环,问天涯何处有芳草。但是不知不觉,我发现这一切都在改变。


大一上学期,我参加了央视一档火爆的文化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一些选手一直留在了我心中。


一位卖肉的阿姨,娓娓道来自己学诗的经历——3年前如何通过诗词大会开始背第一首诗,3年后如何诗词储备达到700多首。


一位比我大一岁的侗族小哥,比赛期间和我共居一室。身穿蓝靛打制而成的棕褐色民族服饰,口音混合了普通话、贵阳话、黎平话。我和他每天例行飞花令大战,总是我败他胜,自尊心很强的我,渐渐地也麻木到不知羞愧了。


最让我崩溃的是一个俄罗斯小伙了。前几天我才洋洋自得地在自己一篇关于诗词的论文里提出了一个自认为很新颖的发现。但是闲聊中,他很自然地和我说到了他对于诗词一模一样的感受。霎那间,一种失落感潮水一般涌来。


近些年,中华古典诗词,这类原本独属于文人雅士的精神财富,这类原本偏居一隅、不被主流价值观所重视的边缘领域,开始走下高阁,以一种低门槛的姿态出现在了普通公众的视野里。


然而,仍然有些人对这种古典文化传播的深度进行质疑。虽然传播广度会达到满意的程度,但是这类浮于表面式的宣扬,真的能够让普通大众真正领会到古典文化的精髓吗?真的能让他们有资格成为文化的检验官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清晰古典文化普及的含义。任何的学习过程都包含两个方面,用一根蜡烛举例,分别是点燃和助燃。点燃是从蒙昧到认识的一个转变,助燃是保持这种转变。前者只需要一根火柴,而后者需要足够多的蜡油。显然,社会层面面向普通大众的文化普及,只是一种点燃的行为,我们不能对其抱有太高的要求,因为它的职责范围仅仅是点燃大众心中热爱和向往的火焰。至于如何让火焰烧得更旺,也就是如何让他们了解得更加深入,这实际上是学校、教育层面的问题。我们承认,不是每根蜡烛都可以不灭不休,但是至少多一根蜡烛点燃,就多一个不灭不休的可能。点燃是助燃的前提条件,把“传播不够深度”怪罪到当今的文化普及,实质上是一种对文化普及概念的肆意扩大。


由此来看,降低古典文化的门槛,非但不是降低了它的尊严,而是保持了它的纯洁。让古典文化以较低的姿态进入公众,并不是要让他们迅速蜕变为专家,这是一个需要“放眼量”的缓慢过程,这是一个长远的“火种”计划。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雅书院2018级学生)


文章来源 | 中国教育报



 第28届现代与经典全国教学研讨会报名中

  时间:2019年4月至5月

  地点:南京、深圳、扬州、泉州等

  学科:语文、数学、英语、音乐、班主任、中小学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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